上海汽車租賃行業的出現為生活和出行帶來了便利。在“互聯網+”時代，網絡租車平臺應運而生并不斷發展壯大。網絡租車平臺在滿足市場需要的同時，也讓一些犯罪行為有了可乘之機。本案中，被告人經預謀在上海租車公司網上平臺訂立租車合同，租用車輛后變賣給他人，爭議焦點主要有兩個：第一，租賃車輛后變賣的行為構成何種犯罪；第二，本案中犯罪數額的認定。

　　一、主客觀構成要件證成

　　關于罪名的認定，在審理過程中有三種不同意見：

　　第一種意見認為，被告人盧某的行為構成侵占罪。被告人盧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，將代為保管的他人財物占為己有，其侵犯的客體是公私財產的所有權。被告人租賃的車輛屬于“代為保管的他人財物”，其用合法的方式取得對被害人車輛的暫時占有權，故意拒不退還，變合法持有為非法所有，且數額較大，構成侵占罪。

　　第二種意見認為，被告人盧某的行為構成詐騙罪。被告人盧某經過事先預謀，通過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，使得車主產生錯誤認識，在簽訂租車合同后自愿轉移車輛的占有，將車輛交付給被告人。后被告人將車輛變賣獲利。被告人的行為侵犯了他人的財產所有權，構成詐騙罪。

　　第三種觀點認為，被告人盧某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。本案中，被告人盧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，在簽訂、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財物，且數額較大。從主觀方面來講，被告人盧某的非法占有目的產生于其租賃車輛之前，并不存在合法占有財物的情況，主觀上是騙取的故意，而非侵占的故意。從客觀方面來講，其行為在侵犯他人財產所有權的同時，也侵犯了國家的合同行為管理制度和市場交易秩序，構成合同詐騙罪。

　　（一）主觀維度：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斷

　　首先，要明確被告人非法占有目的的內容。本案中，被告人盧某為了謀取非法利益，在沒有合同履行意愿和能力的情況下，在上海租車公司租賃車輛，并將車輛變賣獲得贓款。從主客觀相統一的角度來判斷，以上行為明確反映出被告人的非法占有目的，其主觀上是直接故意。

　　其次，從非法占有目的的產生時間，可以判斷出被告人可能構成侵占罪還是詐騙犯罪。侵占罪的主觀方面是直接故意，即明知自己占有的財物為他人合法所有，自己有義務將該財物交還他人，但故意拒不退還或者拒不交出�？梢�，侵占罪中，需要先合法占有他人財物，再故意拒不退還或者拒不交出，非法占有目的產生于合法占有他人財物之后。而詐騙犯罪中，行為人對于詐欺行為可能使對方陷于錯誤，從而處分、交付財物，自己或者他人取得對財物的占有，都必須有認識并積極追求。也就是說，行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產生于取得他人財物的占有之前。本案中，被告人盧某與他人經預謀后租車，在租賃車輛之前，其就產生了明確的非法占有目的，即希望他人的財物轉移為自己的財物。所以，從非法占有目的上來分析，被告人盧某不具有侵占的主觀目的，而是有詐騙的主觀目的。

　　（二）客觀維度：財物占有和轉移的認定

　　客觀方面是明確被告人犯罪構成的重要內容。需要指出的是，被告人盧某的行為有兩個：一是經預謀在上海租車公司網上平臺訂立租車合同，取得車輛的行為；二是將車輛變賣得款的行為。對于前一行為，可以從財物的占有狀態、財物轉移過程、詐騙犯罪的一般與特殊三個方面來分析。

　　其一，財物占有狀態。侵占行為的突出特點是“變合法持有為非法占有”，即行為人已經合法持有他人財物。即行為人在沒有使用非法手段的前提下，已經合法占有財物，則可能構成侵占罪。在詐騙犯罪中，行為人通過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，使財物所有人基于錯誤認識自愿交付財物，進而非法占有公私財物。由此，行為人對財物的占有使用的本身就是非法手段。再分析被告人盧某的行為，因其在簽訂租車合同之前就產生了非法占有的目的，其對所租賃車輛的占有并非合法占有，而是通過騙取手段形成的非法占有�？梢�，被告人對財物的占有狀態不符合侵占罪的要求。

　　其二，財物轉移過程。從財物向行為人的控制轉移的過程，也可以判斷出本案被告人行為的性質。在詐騙犯罪中，財物所有人是因為受到蒙蔽，對行為人的真實意圖產生誤解，自愿將財物交給行為人或者行為人指定的第三人。而在侵占罪中，財物所有人將財物交給行為人，是出于對行為人的信任，并非被行為人所欺騙。具體到本案中，被告人盧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，蒙蔽車輛所有人，使其將財物的控制權交給被告人，屬于詐騙犯罪。

　　其三，合同詐騙罪之于詐騙罪。通過以上的分析，可以得出，被告人盧某構成詐騙犯罪，而不構成侵占罪。下面，就要分析被告人構成詐騙罪還是合同詐騙罪。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，在簽訂、履行合同過程中，采取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等欺騙手段，騙取對方當事人的財物，數額較大的行為。合同詐騙罪是一種具體的詐騙犯罪，其與詐騙罪是特殊與一般的關系。結合本案的具體情況，區分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，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看：首先，兩罪的客體不同。詐騙罪侵犯的是財產所有權，而合同詐騙罪侵犯的是雙重客體，即財產所有權和市場經濟秩序。本案中，被告人盧某利用簽訂網絡租車合同的方式實施詐騙行為，不僅侵犯了公私財產權，也侵犯了市場經濟秩序，符合合同詐騙罪的客體要件。其次，兩罪的客觀方面有區別。相比于詐騙罪采取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以騙取財物，合同詐騙罪的詐騙只是在簽訂、履行合同的過程中發生，欺詐手段范圍具有特殊性。本案中，被告人先是簽訂網絡租車合同并交納租金，取得了車輛的使用權，然后又對車輛進行變賣得利，簽訂合同作為其犯罪手段是構成合同詐騙罪的必要條件。

　　由此，可以判斷出，被告人盧某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，客觀上具有合同詐騙的行為，符合合同詐騙罪的主客觀構成要件，已構成合同詐騙罪。

　　二、犯罪數額的認定

　　合同詐騙罪還要求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數額較大，這就關系到犯罪數額的認定。被告人通過非法手段占有了車輛，在車輛所有權人不知情的情況下處置車輛。被告人獲得的變賣贓款，是其對車輛所有權人物權的非法處分。在被告人非法獲得車輛的占有時，其合同詐騙的犯罪已經完成。其對車輛的處理，無論是變賣、贈與他人或者是其他方式，都不影響車輛的實際價值，也不影響其合同詐騙的犯罪數額。所以，對于合同詐騙數額，應當以車輛的價值來認定，而不應以車輛變賣得到的贓款數額認定。